读出小说的社会性——《羚羊木雕》例谈

读出小说的社会性


——《羚羊木雕》例谈


N多年前,《人民文学》的“天下第一编辑”崔道怡先生与老作家林斤澜和汪曾祺有过一段关于小说社会性的对话。 汪曾祺说:“我先谈谈作家的社会责任感问题。……我常想作家到底是干什么的?在社会分工里属于哪一行?作家是从事精神生产的。他们就是不断地告诉读者自己对生活的理解、看法,要不断拿出自己比较新的思想感情。作家就是生产感情的,就是用感情去影响别人的。……归纳了一下我所传导的感情,可分三种:一种属于忧伤,比方《职业》;另一种属于欢乐,比方《受戒》,体现了一种内在的对生活的欢乐;再有一种就是对生活中存在的有些不合理的现象发出比较温和的嘲讽……”(《人民文学》1987年第03期汪曾祺,林斤澜:社会性·小说技巧)


谈小说的社会性,这个题目太大,那是专家的事儿;读出小说的社会性,则是读者的事,人人可而为之。在教学《羚羊木雕》时,这种感觉一下子变得十分强烈,在转型期的社会生活中,确实有一些“不合理的现象”需要作家“发出比较温和的嘲讽”,张之路的《羚羊木雕》是不是亦属此类呢?


小说(我把这篇文章当作小说来教的)原题目叫《反悔》,发表在《东方少年》1984年第10期上。从题目上看,小说恰如汪曾祺先生所说的第一种情况;从其读者上看,更是和汪先生的归纳神似。选作教学文本时,编者把题目改成了《羚羊木雕》,其社会性一下子就彰显了出来:小说的主题绝不是家庭成员间的矛盾及孩子间的“反悔”这么简单,透过现象看本质,小说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从题目上所反映出的作者的意图和编者的意图是各有侧重的,编者的意图,是想表达汪老的第三种情感。


一、羚羊木雕的多重象征


“妈妈说的羚羊是一件用黑色硬木雕成的工艺品。那是爸爸从非洲带回来给我的。它一直放在我桌子角上。”这时的羚羊木雕,象征着亲情。爸爸在不远万里的非洲,记挂着我,给我带回了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把它一直放在桌上,随时可以看上一眼,心里升起的是一种浓浓的亲情。


万芳是一个仗义的好朋友。其仗义略写的是二人的“形影不离”,“合二而一”;详写的是“裤子事件”,为此让万芳受了大大的委屈,“她妈妈让她对着墙壁站了一个钟头”,而万芳一点也不后悔;当我提出要把裤子换过来,“她却满不在乎地说:‘算了吧,反正我已经站了一个钟头,要是再换过来,你还得站两个钟头……’”这就是“仗义”。“每次上体育课,看见她裤子上那条长长的伤疤,我就觉得对不住她。”正是这种心理,当两个小闺蜜在一起的时候,“我见她特别喜欢我桌上的羚羊,就拿起来递到她的手上说:‘送给你,咱俩永远是好朋友……永远!’”这时的羚羊木雕,象征着友情。试看原文,万芳为此还做了一个玻璃罩——她们俩是多么看重这份友情啊!


揭开温情脉脉的亲情友情面纱,实质会是什么呢?且看下面两段:


“你现在就去把它要回来!”妈妈坚定地说,“那么贵重的东西怎么能随便送人呢?要不我和你一起去!


……


爸爸走了进来,听妈妈讲完事情的经过,他静静地点燃一支烟,慢慢地对我说:“小朋友之间不是不可以送东西,但是,要看什么样的东西。这样贵重的东西不像一块点心一盒糖,怎么能自作主张呢?”爸爸的声音一直很平静,不过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这时的羚羊木雕,象征着财富。无论是亲情还是友情,在财富面前,都不堪一击。这就是社会现实,虽不是普遍现象,但也绝不是个案。冰心的孙子吴山,状告父亲吴平,其目的是为了得到两套房子并数百万现金,当吴平拒绝给予现金,法院判吴平胜诉时,吴山就采用极端的方式——在冰心和吴文藻纪念碑上用红漆涂大字,以此来吸引社会关注。这时还有亲情吗?


二、强权公理与弱势群体的苍白抗争


父母为什么那么强势,是社会造就的。弱肉强食的社会竞争在改革开放初期已见端倪,作家是敏感的,但是很温和,所以《反悔》。编入课本时已是二十一世纪,强权公理渐成社会常态,编者忧心、呼唤,于是改名《羚羊木雕》。


强权公理是西方的东西。源头来自古希腊哲学,尽管我们不承认,但我们的老祖先启早就在用了,而历史和现实的很多事实却都如此。《羚羊木雕》反映的只是一个微型案例,但依然能起到滴水见阳光的作用。


“算了吧,反正我已经站了一个钟头,要是再换过来,你还得站两个钟头……”这里提到了面壁罚站。据说这是德国纳粹对付战俘的方法,很容易让人意志崩溃。父母对待孩子用这种方式,和德意志纳粹有何区别!此强权行为之一,而他们却认为是对的。


强权行为之二,我的父母强势逼迫我去要回羚羊,我能不去吗?


强权行为之三,万芳的母亲(注意,只写了母亲)更是强势:


她妈妈接过来一看说:“哎呀!你怎么能拿人家这么贵重的东西呢!”她把羚羊递到我的手上,“好好拿着,别难过,看我呆会儿揍她!


把孩子当作私有物品,无视孩子作为人的感受,随意地剥夺孩子的人权,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威逼、恫吓、辱骂、审问、体罚……无所不用而又无所不对,这就是可怜天下的父母,虽然卑微却在更卑微的老弱幼小面前强权横行。


现在来看弱势群体的表现——


“爸爸不是说给我了吗?”我小声地说。


 “不!”我哭着喊了起来。


在强权面前,我只能“小声”争辩;当无可奈何时,就只能哭喊;哭喊也没有用,还是得去要回,这是多么难为情的事啊!但父母不管这些,因为财富比什么都重要!


万芳被母亲责骂、罚站,忍受着;被要回礼物,委屈着……这样发展下去,心理不会扭曲吗?她长大之后,会不会是她母亲的翻版?现在有少数一些心理扭曲者仇视社会,报复社会,像马加爵事件,像一起又一起的持刀歹徒伤害学生事件,还不能引起我们警醒吗?


再看奶奶,只一句话:“算了吧,这样多不好。”但奶奶已老,没有经济地位,说话不管用。


父母是中年人,承上启下,肩上的担子很重,加之要在社会上打拼,压力也很大,因此回到家里,脾气也大,火气也旺。社会的焦躁延伸到家庭,家庭的矛盾反映着社会,因此,我们在学习小说的时候,要读出小说的社会性,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小说的主题和价值。


不仅是小说,就是这一单元的文章,如《风筝》、《散步》,也同样有明显的社会性。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反映社会的,无论直接或间接;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无论是深是浅。这是必须要告诉学生的,无论学生能懂多少,但一定要埋下这颗种子,这是我们语文人的责任。


 


:①(美)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故事[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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