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闹钟到四个闹钟”的启示


从”一个闹钟到四个闹钟”的启示


德阳市第八中学  许必华


 


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语文课程自有它的边界。然而,这边界不是封闭的,而是有许多通道,通向其他学科,同时,其他学科也借助这个通道,越过语文的边界,渗透进来,影响语文同时又丰富语文。如果你愿意,抬头仰望,语文的天空群星灿烂,然而事实上,我们认识的星座却并不多,我们能感受到星光的照亮与指引的则更少。陈日亮先生所说的“我即语文”,我用了20年才明白其中的真义——大学所学过的那点知识及教参所圈定的边界,渐成我们不敢越过一步的雷池,于是,我们所教的语文就成了密不透风的“我的语文”。我们在自己熟悉的领地里周而复始,对我们而言,有的只是时间的量变和经验的积累——我们在渐渐老去的同时并渐渐可以倚老买老;对语文而言,没有任何质的提升和界的拓展——我们一直在原地踏步并最终式微而已。


这话听起来好像有些悲观。是的,我有悲观的理由。近年来,我也去过一些地方讲学,我有一个不变的活动,就是写出你所知道的活跃在当今语文学界的有影响的语文老师的名字——全国首选、全省次之、全市甚至全县亦可,10分钟内,写出50个名字即得满分。你猜会有多少人及格呢?如果我再问下去,这些人中,你是怎样知道他们名字的,是读他们的著作,听他们的讲课或讲座,或是看他们的教学视频或实录?你或许会得到意想不到的震撼!随即我明白了,陈日亮先生的“我即语文”中的“我”是一个拓宽语文的“大我”,而我上文中提到的“我的语文”中的“我”多是一个闭目塞听的“小我”。


上述悲观,我一直想找一个恰的方式表达,但一直没有找到——直到我读到余华的作品之后,才眼前一亮。他借为荷兰摄影家罗伯特·凡德·休斯特的《中国人家》在中国出版作序为由,提醒人们,“在中国三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还有很多中国人的生活,只是从一个闹钟到四个闹钟的进步。”余华是作家,他说的是文学的语言。我是教语文的,我只是对语文的担忧。


——像我这样普通的语文教师,说出这种话来,又是宏大叙事了。然而,我敢说,不知道成龙、范冰冰、孟非、张杰的中国人可能很少,不知道余映潮、黄厚江、王君、韩军的中国(初中)语文老师可能很多。这不是悲观的问题,而是悲哀!


也许是我的视野太小,只看到井底大的天空,所以我只能说“可能很多”。但我确信,一定有很多像余映潮、黄厚江、王君、韩军一样执念于当今语文的人,以及像魏书生、钱梦龙、于漪、宁宏彬等由此而上至孔子甚至《诗经》时代,一路披荆斩棘、移山填海的语文教书人,会引领我们。这就像我们脚下的路,我们也许并不知道是谁修的路,更不知道这路上走过些什么样的人,但只要向前走,就会有同伴,语文的路就可能走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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